作为毕业于中国美院首届书法本科专业的骄子，汪永江相较于他几位学兄陈大中、张羽翔无疑是成名较晚的。当张羽翔以“广西现象”名噪书坛之际，汪永江尚名声寂寂。这无疑给他造成很大压力，也使他处于一种创作焦虑中。他参与国展遭到多次败北的命运，可谓屡败屡战。汪永江自言，其草书曾得过“天书”的绰号，这表明他的草书是属于那种极易陷于二极对立价值判断的类型——太好与太差。对此，好像他自己也不太自信。好在，后来他在六届国展，全国首届行草书大展，第七、八届中青展一系列国展上接连获奖，既使书坛接受了他的草书，也使他迅速找回了自信。

    毋庸置疑，在当代书坛汪永江的草书确属另类。他的草书“语法”很难从惯常的传统经典草书系统来接受和识读，他以破坏性来建构自我的草书风格。按他自己的话说：“我始终不认同像某家的作品，那是习作或模拟创作。创作上对古典的运用，应该是化解抽象的形态。”因而，他与一般习草者摹临一家，强调逼似不同。其草书创作有利的参照素材不是某一家某一本碑帖，而是草书字典。他说：“读字典的原因是一方面，我要记忆字法，另一方面是将那些字相互比较之后并试图在其后加一个自己的写法，是演绎而不是挪用，需要超越而不是抄袭。如果别人认为我的作品是从某一家出来的，那我会认为自己是失败的。”

    这似是米芾“集古字”的现代翻版。就其有利的一面来说，这种“集字”方式对打破由摹临一家一帖所不可避免造成的审美定势有所裨益，但其弊处则在于，它会让书家失去建立统一风格的能力。实际上，米芾的“集古字”也并不是漫无风格追寻，而是在褚遂良、陆柬之二家主导风格的暗喻下建立起自我风格的。由此来说，汪永江的草书“语法”也并不是全由“字典”出，他也有着定向的取法，只是这种取法被某种陌生化的手段遮蔽了而已。依我看，汪永江的草书风格主要来源于下述诸家：黄山谷、王铎、古谷苍韵（当然可能还有来自其它东瀛书家的影响）。他取法以上三家，确实遵循了他所认定的法则——陌生化。在陌生化过程中，强化自我风格的编码，如打散字构，强化空间粘合、穿插、挪移，以空间带时间，并将字法空间扩张为章法空间，逼边，满篇布局，纵横穿插。应该说，通过陌生化手段和自我草书符码的编码，汪永江草书确实传达出一种单单取法一家所不能获得的个我化草书格调。这是汪永江草书能够立于书坛的资本。

    不过，汪永江草书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决不是危言耸听，甚至还很严重。这突出表现在其草书经典支撑方面的薄弱，具体则表现在笔法与风格两个方面。如笔法的绵弱，气息脉络的混乱，字构上的随意化结撰，都使汪永江草书经不起细部的推敲。就风格而言，风格的建立固然是书史任何一位有抱负的书家都极力追寻的目标，但风格的建立是有条件的，并不是任何一种个人风格都有意义，更不是任何一种个人风格都能够拥有历史。风格的书史意义，首先是建立在书法史进步意义和有难度的书法史这一基础上的。也就是说，风格作为书家个人才能的标志必须与传统发生联系才有意义。忽视了风格这种历史性要求，单纯强调风格，很容易导向一种唯意志主义，而在大多数情形下，唯意志主义风格冲动只具有破坏性，而并不具有建构性。
汪永江草书具有强烈的个人化风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上所述，其所存在的问题始终来自他对经典的疏离和技巧的锤炼。作为学院精英，这种疏离显然不是汪永江主观上造成的——虽然他一再强调他不愿学宗一家——而更多地是来自草书难度的限制。草书是写意之尤，是书法的冠冕，有幸或有能力攀上这座绝顶摘取冠冕的书家少之又少，可谓代不数人，甚至一个时代会留下长长的草书空白。有元一代、有清一代，草书皆成绝响。即使一代草圣，在其自身草书成长过程中，也会历经艰难甚至陷入歧途，困惑彷徨。如黄山谷在论到自己早年学习草书的经历时说：“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未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又评自书云：“余在黔南，未甚觉字书绵弱，及移戎州，见旧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着痛快之语，但难为知音耳。”

    可见，黄山谷早年学草也走了很长一段弯路，后得睹苏舜钦，及张旭、怀素、高闲墨迹才顿悟笔法。他草书风格成熟也相当晚，所以才会对自己贬谪黔州时期（时黄山谷53岁）的字大不满，认为十字中只有三四字可观，从中可以看出黄山谷律己之严。草书之难，难于上青天。因而，黄山谷在其晚年草书终得臻于大成时，他才会表现出发狂的喜悦：“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在《致李尧乞书书卷后》则径称：“书尾小字，唯余与永州醉僧能之，若亚栖辈见当羞死……此草字他日上天玉楼中乃可再得耳！”自负如此！

    应该说，汪永江对自身草书还是有着清醒认识的，甚至对自己草书可能走向歧误及对草书的敬畏都有着律己的表述，他说：“在书写心态上，从前曾经完全感情地挥洒，也因此得到过‘天书’的绰号。现在只能老老实实地写，清清楚楚地写。不必掩饰自己的能力不足，更不想故作惊人之态。在我现在看来，草书是一种危险的游戏，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局，坠入魔道。”

    坠入魔道，可能言重了。但面临困局却无可否认。事实上，汪永江草书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未尝不是当代草书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当代草书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从书史上看，草书是帖学发展的最高产物，也就是说草书还是存在于帖学内部的。因而，才会有王羲之、王献之、王慈、王志之后，张旭、怀素的异军突起，才会有黄山谷对旭、素的传承，才会有王铎对《淳化阁帖》二王一系全付生命的投入。离开二王帖学一系，草书——尤其是大草——不会重现辉煌。二王帖学对大草的历史性预设，对当代草书无疑构成一种挑战。因为近现代碑帖融合传统，使草书偏离了帖学一脉——沈曾植、于右任草书都是碑帖结合的产物——此外，帖学传统的断裂，使当代书家普遍缺乏上追魏晋的能力，这种来自帖学修为上的贫弱，使当代要复兴草书传统，无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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