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之称的西泠印社，因启功仙逝，社长一职竟然空缺了三年。这三年可谓波谲云诡，人心叵测，一些接近社长人选的人欲言又止，觉得自己有可能、又没有可能胜任。

    于是，西泠印社社长一职，引起人们的广泛议论，具有代表性的是林岫之说：“坦白地讲，西泠印社社长的人选，在偌大的当代中国，不可能没有；眼下踊跃自荐并豪情满怀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谁都清楚，确定西泠印社社长人选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远过于确定一般协会主席的人选。如果大家深信而且也确乎存在众望所归的话，还用得着摸底、酝酿、动员、推举、行政批定等如此复杂的过场吗？”

    西泠印社社长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原因是“西泠印社不仅仅属于印人，其范围原泛及篆刻、绘画、诗文、教育，甚至还旁涉戏剧音乐等，所以因其特殊和特定的资历，她毋庸置疑地成了吾国百年文化史，特别是书画篆刻史的活见证。”

    尽管西泠印社的“博雅”不可替代，在艺术、学术领域的唯一性举世公认，但，这不是社长一职难产的理由。西泠印社创办于清末——一个封建政权的末年，个人崇拜和封建等级观念，与这个艺术团体共生共荣。然而，那个风雨飘摇的社会尽管千疮百孔，文化人依旧恪守传统道德，人格修炼还是读书人的精神向往。随即进入的民国，脆弱的民主没有给国家带来富饶，给公民带来幸福，却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思想的自由，平等发展的机会。此时的西泠印社，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一直延续至今。历任社长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以艺术、文化、学术的丰功伟绩，以官方的高度认可，形成了一道深致的人文景观，令人高山仰止。这恐怕也是我们对未来社长寄予太多期望的原因，进而让我们对本不该大惊小怪的社长一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猜想。

    以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纸媒与电子媒体的普及与泛滥，无限扩大了人们的审美途径，书法、篆刻永远失去了主宰读书人精神生活的可能。西泠印社在时间的纬度就跨越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特殊的艺术社团，是无可争议的。其历史意义远远大于在当今中国的现实影响。她在艺术教育、学术研究、艺术创作诸领域，已没有多少独到之处。

    那么，为什么社长难产，为什么在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当下，我们依旧秉承传统价值观念，以“人治”的陈腐思想，呼唤着所谓“超人”、“大人”、“伟人”的出现，似乎没有“四副两高”的官职，没有学贯中西的学问，没有举世公认的才华，就胜任不了一个艺术社团的社长官职。试问，这一切的外在原因之外，我们是不是需要诘问社长的行政能力，执政的方法，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一个世俗社会的“影响”指数，又以虚名代之，如何替代得了一个行业和一个艺术团体的发展需求？

    其实，西泠印社的社长不至于迟迟浮不出水面。我有两点建议，不妨饶舌，仅供抓耳挠腮的决策者们参考。第一，进行西泠印社的体制改革，将社长任职的终身制，改为任期制，任期不超过两届。第二，社长一职，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候选人需要在社员代表大会发表施政演说，阐述如何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如何繁荣艺术创作，如何开拓市场，如何培养人才等问题。最后，由社员代表投票表决，选出社长。社长任期内，社内和社外相应机构需要加强监督，确保社长执政的决策透明，权利公开，杜绝腐败事件发生。

    21世纪的人类社会，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普世价值，对所有生命的尊重，给所有生命以发展的机会，对领导权的平等竞争，是和谐社会核心价值的价值。我相信，西泠印社的社员，有能力担任社长一职的人不计其数，只是我们无法言说的复杂心态和不切实际的心理期待，为社长的出现设置了人为的障碍。是的，如同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一样人格伟岸、学识渊博的宗师越来越少了，但是，具有现代社会的行政运作能力、现代科学知识和自由思想、法制观念、民主意识的当代知识分子，也是前者历史性的缺失。那么，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需要向古人学习、致敬，但我们也需要鼓起勇气，相信今天，相信自己，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把历史遗留下的以及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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