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年历届全国书展情况看，草书、行书投稿量一直遥遥领先，这反映了时代风气逐步迈向激扬高昂。然就草书来说，尤其是狂草艺术，堪称出类拔萃的作品和作者，着实凤毛麟角。

    狂草是一种需要性情和气质来支撑的艺术，非其人非其时往往不易得之;狂草同时也是一种必须伴随时代思潮的解放才有可能获得实质性突破和发展的艺术。

    观一代艺术之沉浮，必先观其思想哲学大气候之升降寒暖。晋、唐、明三代是中国狂草艺术获得突破性发展的三大峰头浪尖。晋人草书之所以臻于高格，正是佐以“解衣磐礴裸”、“呼啸山林”、“扪虱清谈”的魏晋玄学思想解放之风潮而兀然标举。唐代国运隆昌、思想自由而促使诗歌大兴，遂有诗仙李太白、颠张醉素等狂放不羁之士的应运而生。惟时代思潮解放，方会有“脱帽露顶”、“忽然绝叫、满壁纵横”的大性情、真性情之人，加之唐代皇帝亦好书成癖，更使各体书和狂草艺术获得空前长足发展，因而唐和五代（如杨凝式等）的狂草艺术成就皆很高，五代承的是唐人余绪。

    明季虽曾一度有“文字狱”荼毒士人，然奇就奇在多数帝王独不反对书法，朱元璋很提倡书法，宫廷以张挂书法为风尚。明代江南地区建筑大多高大宽敞，且嗜读尚书文脉很盛，这为高堂大轴的狂草艺术提供了极好的环境和条件，明人又能承接宋以来重视生命性理意识的自我反观，加之有徐渭这样的数百年难一遇的旷世奇才的推波助澜，终于把明代狂草艺术推上历史的又一个峰巅。

    宋、元书画尚“士气”、“逸气”。文人间书法交流以案头书斋把玩、清赏式的“书卷气”为贵，文人们倾心于义理、性命之学的探究，审美趣味相对趋于静态，连苏东坡这个秉赋奇绝的艺术天才甚至也一度反对狂草艺术，并曾写诗大骂唐人张旭和怀素，这当然是苏东坡的局限性。宋代是文人把持文坛和政界的典型时期，苏东坡影响又太大，他的态度也基本代表了当时士人书法的审美取向，所以宋代的狂草艺术成就较小。米芾虽是性情狂放的书家，但其主要艺术成就还是在行书，时风使然，奈何！ 清以降所谓“万马齐喑”，傅山、王铎等书家的草书颇具局面，然时代的整体大气候已不逮晋、唐、明了。清至民国，很多文人为了回避时政，纷纷埋首故纸堆与鼎彝砖瓦之间，故朴学碑版考据之学大盛。再加之对晋人高古多变笔法的一代代误读，造成经典草法传承的式微，致使近代以来狂草艺术成就更是每况愈下。

    尽管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在近百余年来屡遭摧残，但从最近二十多年来全国性大型书法展赛的风潮突起来看，草书艺术似乎又迎来了新的机遇，当代的社会与思想环境也基本具备发展狂草艺术的条件，我们实在应该倍加珍惜。通过近年全国书展狂草作品来看，客观地说，当代草书的发展和取得的初步成绩令人欣慰和鼓舞，一些作者在驾驭草书形式语言上,能回旋得开且能升腾得起，能较好演绎和诠释大草艺术特有的那种狂肆和爽快淋漓的感觉，这一点极为难能可贵，狂草艺术如若写不出“狂肆”的意象心象，其艺术性肯定会大打折扣，格调必然会大跌。“狂”并不是胡来,必须建立在深度之上。另外，当代狂草还存在一个极严重问题是，很多获奖狂草作品都好像是小草的放大，小字尚可一观，一放大就“塌”了，感觉很弱、气怯、不“入纸”，很易流于表象的虚张声势。拙认为，主要问题还是“骨力”不够，所谓“患其无骨”。解决“骨力”问题的途径，除了要加入“碑”的厚重因素以外，更重要是还须继续深入研究唐、明和晋代的高古草法，锤炼力透纸背的“入纸”笔力，万不宜忽视的是，必须花大力气深入研究中国历代草书高峰时期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潮等社会环境背景，这样才不至于使草书的实践探索流于肤表。

    狂草艺术有一个重要点必须特别强调，那就是“山林气”， 当代狂草书艺术一个致命缺陷是极欠缺“山林气”，草书本来就是很“逸”的艺术，若无“山林气”，必易堕入“烟火气”，而难尽脱“俗格”。

    古人形容写狂草的意象文字极为丰富，诸如 “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 、“狂来纸尽势不尽，投笔抗声连叫呼”、“行路谈君口不容，满堂观者空绝倒”的狂草书写过程，那种给人醍醐灌顶、朵颐大快，直想浮一大白的快意境界，在当代草书中已实难寻觅了。当代草书作者虽众，然真正的狂草书法高手却并不多见，所以狂草艺术应作为当代草书的重要命题进行研究实践，更应成为全国草书大展的重中之重来对待，呼唤真正的狂草书法高手出现已成时代的期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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