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是近现代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家，他在草书领域里开宗立派，独铸一体，创造了赫赫有名的“于草”。其实，于右任的行书绝不在草书之下，下面引录于右任中年时书写的一副较有代表性的行书对联：

    上款：端方弟同志
　　联语：芳树垂绿叶，好鸟鸣高枝。
　　落款：于右任　　钤有印章二，白文“右任”，朱文“于”。

    对联写得很美，“芳树”、“绿叶”、“好鸟”、“高枝”，色彩鲜艳，形象美好；接着作者一“垂”一“鸣”，两个动词立马将四种物像连缀起来，构成画面，有动有静，有声有色，令人赏心悦目。对联仅仅写了10个字，于右任诗词的功底已经可见一斑。

    更重要的是，于老的形象描绘，并非为形象而形象，他蕴蓄着深意。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对联受赠的对象“端方”，及端方的父亲沈祥之与于右任的关系，还需要涉及吴江著名国学大师金松岑。

    1902年，金松岑在家乡同里镇创办了同川学校，聘请教师，招收学生。一时间，吴江一带比较出名的知识分子都汇聚到了同川，好学求知的青少年也都奔赴同里。金松岑的办学意在救国雪耻，所以特别重视体育，他创办了同里体育会，参加者并不限于学校的师生，社会上好多年长者都加入了。邻镇黎里的柳亚子来了，还有就是沈文炯（1867—1948年），字祥之，号中路，与金松岑同乡，是明代“吴江派”领袖、戏曲家沈璟后裔，又是清末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沈桂芬的侄儿，秀才出身，能诗善画。当时柳亚子自称“亚庐”，要当亚洲的庐梭，沈文炯则号中路，说自己是中国的路索（庐梭也译路索）。1909年，加入柳亚子、陈去病等人组建的南社。当时沈祥之参加体育会，目的是学习金松岑的办学经验，自己也想创办一所学校，开发民智以救亡图存。1905年，沈祥之确实在家中办起了“正则小学”，由于家底不厚，坚持了一段时间，只得解散，受聘出任私立丽则女学的校长。沈祥之年龄较大，人称“祥叔”。祥叔性格豪放，喜欢交游，同川学校及体育会的人士大多乐于到祥叔家喝酒、品茶，叙谈国家大事。

    1904年，江苏巡抚端方（1861—1911年），兼摄两江总督，权势张天。此人属满洲正白旗人，号陶斋，因紧随慈禧而得宠。对于反清排满的有识之士，他惯于耍弄软硬两手，一是笼络手法，诱以官禄，收为幕僚；一是强硬手法，大肆捕杀。端方收集彝器文物很多，也工于书法，一副儒雅的派头，打着延揽人才的幌子，一时颇有欺骗性。

    1907年，刘师培、何震夫妇与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在上海计划成立南社，可随即就被端方收买，成为南社的叛徒、告密者。1908年初夏，同盟会会员陈陶遗奉命携带枪支炸药从日本回国，计划行刺端方，事泄被捕，经过南通张謇疏通，陈得以释放。出狱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端方会见，软语笼络，允诺纳为幕僚，为陈谢绝。当时，有识之士对端方恨之入骨，但是此人权大势大，奈何他不得。

     就在这时，沈祥之生了个儿子，他为小儿取名藻墀，由于祥叔憎恶端方，又别出心裁地为小儿取了个“端方”作字，从此，祥叔动不动就在大庭广众面前指桑骂槐：“端方算什么东西，还不是我那不知事理的儿子！”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慨。沈端方1922年肄业于北京大学法科，返回同里后，决心与堂兄沈颂墀（丹忱）一起从事法律工作。他的父亲入南社后，频频参加南社在上海的雅集，结识了同隶南社的于右任。于氏听说沈祥之为儿子取名“端方”的事，感慨万千。1922年至1924年，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1923年秋，沈端方在祥叔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大学拜见于右任。于校长奋袖出臂，为沈端方书写了上述那副行书对联。后来，沈端方成为了有名的学者，可惜1946年死于飞机失事。

    上联“芳树垂绿叶”，联语用形象的比喻，写沈端方是沈桂芬、沈祥之的后裔；下联“好鸟鸣高枝”，则是祝愿小沈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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