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很独特，被世人尊为“当代草圣”。青少年时期，于右任受“二王”和赵孟頫的影响很深。从他的早期书作《兰亭节录》和《赠式之老弟》就可以看出来，1921年5月前，书法风格明显有“二王”的影子。而作于该年10月份的 “人道无敌，自由有神。”联和轴屏《赠召卿》就与此前的风格有了很大的不同，北碑特征明显。由此推断，他研究北碑应始于1921年5月后。42岁前，他对书法的学习仅局限于帖学，奠定了坚实的帖学基础，为他日后在取法北碑时，增加了总体的取舍和把握能力，从而能够避免诸如张裕钊的板刻，李瑞清的生硬之弊。

    1921年以后，于右任在其繁忙的公务之余，有意识、有计划地对碑学做深入的探求和研究。从作于1921年10月的“人道、自由”联至1930年3月的《秋先烈纪念碑记》这9年间的作品来看，几乎每年一个变化，甚至是一年中多次变化。先生尝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于书之勤诚、执著可见一斑。案头经常放置有《瘗鹤铭》、《爨宝子》、《郑文公》、《张黑女墓志》、《曹子建碑》、《夏承碑》、《华山庙碑》、《曹娥碑》、《三公山碑》、《封禅国山碑》、《衡方碑》等碑石的拓本。他从洛阳等地的商贾之手所购买的民间散落的碑石，仅墓志原石就达159方，连同其他碑石共计387块，收藏数量之多让人瞠目结舌（后来全捐给西安碑林）。其“人道、自由”联，结体内紧外松，运笔“万毫齐力”，坚挺厚实，起收斩钉截铁，使转棱角分明，深得北碑沉雄厚重的气势。1922年9月所作《民治校园杂诗轴》，与“人道、自由”联相比，书风已明显变化，线条的轻重提按丰富，整体错落有致。《茹欲可墓志》、《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张清和墓志》此三碑皆书于1924年。《茹欲可墓志》带有“二王”的温雅气质；《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呈现出舒展劲健的风韵；《张清和墓志》的笔画粗细均匀，体势结密，刚柔互济。这1年中的3件作品，各具不同的面貌，可以看出先生在研习北碑的同时，还对帖学诸家进行着广泛的融会与吸收。将他1930年所书的《秋先烈纪念碑记》与王羲之的楷书《黄庭经》做简单的比较。《黄庭经》显露的是“尚韵”的结体，规整严密，笔法丰富，穿插错落。而《秋先烈纪念碑记》则大气豪迈，其点、画、撇、捺等相似的笔画皆有变化。于右任此时已将北碑的写法与篆、隶、草、行等笔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此作虽是楷书，但表现手法兼具各体之妙。将于右任1921年至1930年这一时期的作品进行梳理，就会发现他以北碑《广武将军碑》、 《龙门二十品》、《石门铭》、《姚伯多》等为研究主线，以篆、隶、草、行的优势为辅线，进行不断地糅合，用篆书圆劲的笔法去化解北碑的方折生硬；用隶书的逸宕舒展使北碑变得更加超迈頫豪逸；以行书的灵动将北碑的呆板变得富有机趣。他还以“二王”甚至赵孟的柔美对北碑的粗犷霸悍进行消解，使其楷法在阳刚中不失阴柔之美，将“庶民化”的北碑进行了“文人化”的改造。这种以碑为主体，糅合篆、隶、草、行等其他书体所形成的新楷书被称为“碑体楷书”。清代早期的金农、郑燮，中期的邓石如、伊秉绶，晚期的何绍基、赵之谦、张裕钊、李瑞清、康有为等，尽管他们均有建树，但都没有达到于右任的高度——将碑、帖及其他书体融合得如此和谐完美。

    清中叶，在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鼓吹下，碑学的理论构建与创作实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康有为作为碑学运动的领袖，一方面他极力维护碑学的独尊，同时也极力倡导对碑学的改造。他曾讲：“自宋以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但康有为的这种理念并没有真正实现。不到半个世纪，我们看到了于右任的《秋先烈纪念碑记》。客观地讲，如果没有清代以来诸多大家的不断探索，也不会有《秋先烈纪念碑记》的诞生，于右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敏锐的洞察力把握了书法发展的方向。于右任在楷书上取得的成就，为其日后行、草书的艺术发展铺平了道路。对照他同一时期所作的楷书与行书作品，如作于1929年的《云林送倪中恺入都》行书作品和《耿端人墓志》楷书作品，二者风格并没有变化。书于1930年的《草窗韵语》和《秋先烈纪念碑记》仍是这种风格，于右任的行书，从艺术境界来讲是高过楷书的。1932年11月，上海友声文艺社出版的《右任墨缘》（上、下集）里收集了先生这一时期大量的行书精品。于右任行书的鼎盛时期，应在他50岁以后，即1932年后，这一时期他书写了大量的行书作品。如 “经刊泰山石，道在洛水书。”联、“百城据书史，满座列尊彝”联、“高寻白云逸，秀夺五岳雄”联。此三联气势博大沉雄，运笔大胆泼辣，超越了碑学行书领域里的各位先贤。

    于右任致力于草书研究的过程中有三个较明显的发展转变阶段

    1927~1939年为搜集整理阶段，1940~1955年为完善阶段。1956年后，他的草书已达到了平淡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形成了成熟的 “于体草书”。于右任曾在《标准草书自序》中讲到“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二、三年间，便可执笔。”他1930年12月所作的《民治园》行书作品中，已夹杂着草书字体，这一时期应是他草书的集字阶段。真正研究草书，是从1931年12月在上海发起成立的“草书社”（次年易名为“标准草书社”）始。他编辑《标准草圣千字文》，为了标准草书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最重要的是，在整理研究过程中，对他的草书艺术创作所获得的收益是极其重要的。据说当时选字约60余万个，他都亲自筛选。1936年《标准草书千字文》第1版面世，后来又经过8次修改。纵观于右任1934年所书的《孙公荆山墓表》、题跋《鹞雀赋》手稿，1935年所书《胡太公墓志铭》、《赵君次庭墓志铭》，1936年所书的《周石笙墓志铭》、《赵母曹太夫人墓表》，1939年的《李雨田先生墓表》，1940年所书的《杨仁天先生墓志铭》等就可看出，他重点吸收和研究的对象有“二王”今草，王羲之《十七帖》、王献之《二十九日帖》、孙过庭《书谱》、《急就章》、《月仪帖》、《出师颂》等，于右任的草书，碑的主线贯穿始终。20世纪30年代末，于右任的草书已形成了自己的基本面貌，从1939年所书的《李雨田墓表》来看，无论运笔、结体、章法都已达到了新的高度，此时的草书更加流畅，将诸家之长、碑学之魂及自我感悟有机结合统一，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于体草书”。1945年6月24日作于重庆的《十二帖》册页，字仅核桃大小，但落墨大胆，气势夺人。此册前2页为1944年所作的《双调·人月园》，后10页为《西安负土冢碑铭》（一、殉难人民碑，二、阵亡将士碑）。《双调·人月园》是此二碑的前奏和回忆。观同期所书《满江红》和1945年所书《由港至鹅鸾鼻看打鸟鱼》又是这种风格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1957年，年近八旬的于右任草书风格又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作于1957年的《礼记礼运篇》，1961年的《开国于今》立轴，1964年的《于良史春山夜月诗》、《写字歌》、《陶渊明》等作品来看，形式上已没有《西安负土冢碑铭》那种激情四溢的锋芒，也很难见到如行书“高寻、秀夺”联所散发出的雷霆万钧的磅礴气势，他的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再次出现了升华，行运间几乎见不到北碑的方折棱角，已被他的自然天成所消融。他在《写字歌》所讲的：“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吾有志焉而未逮。”正是他书作中所体现的“自然”境界。
于右任是革命家，所以他的书法研究体现了革命品格，他是书法革新者，大力推广标准草书，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字的改革与发展来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研究于右任的书法，应注意他在创立书法新体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广收博取、推陈出新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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