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书法家，对于李之仪，印象最深的是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苏东坡第一次见到李之仪诗作，竟手不释卷，并欣然题诗:“玉堂长冷不成眠，伴直难呼孟浩然。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愁侵砚滴初含冻，喜入灯花欲斗妍。寄语吾家小儿子，他时此句一时编。”东坡对李之仪才华的喜爱是由衷而发，他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将李之仪和自己的诗作合编出版。对于李之仪的书法，苏轼也同样的首肯，称其“入刀笔三昧”，盛赞其书法直追汉晋，得古法真传，使李之仪的书法为世人所重，以至“欣然慕之”。

    李之仪所书《汴隄帖》一卷，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系纸本行书，纵28.3厘米，横35.8厘米。释文为：“之仪再拜启。自汴隄瞻近，遽复累年。一曾投（于）书海上，不辱报，勿勿不敢嗣音，而旧德相求。庶几未在弃黜，故役投满，谓得还□遂见□右。又尔维絷，其味可知，美绩在人固久。显部回翔，讵得为终岁计。归历严近，勤向尤属，晚春更觊善卫，前对光宠。之仪再启。”鉴藏印记有“宋荦审定”、“淞洲”、“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莲樵鉴赏”等。此帖是李之仪对友人应酬问候的信札。深得晋人遗韵，自出机杼。笔法以内擫为主，线条劲媚，中锋含蓄，神情慰藉，气韵畅达；结体上中宫紧缩，尤其有特色的是重心集结于上部，显得单字的其他部分愈加开阔疏朗，宛如秀颀之佳士，若玉山之将崩，昂首俏立，不可亵玩焉，正是结字之知白计黑者也。将此帖与其同代人作品放在一处，同样有卓然出世之感。如果将“宋四家”个性鲜明的书法作品看成是宏伟浩瀚的乐章，那么李之仪此作则似一曲清丽纯美的民歌，在自然的山野间飘荡。李之仪的书法不够宏大、气势更不凛烈磅礴，但正因为其精致、细腻、清新，故显得与众不同。事实上，这正是宋人书法“写意”的表现。李氏书法，含蓄、质朴、低调，骨子里却蕴含着一股蓬勃向上的力量。李之仪曾为苏轼幕僚，与苏门四学士常相唱和，时人谓其诗词“与张耒、秦观相上下”，但清人冯煦评论说“姑溪词长调近柳（永），短调近秦（观），而均有未至”（《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其实，李氏词全从民歌、古乐府中来，他追求的是一种纯朴自然的风情，与其书法一样，完全是一种后村别调。正如李之仪论书所云：“凡书精神为上，结密次之，位置又次之。”精神即气韵，是书家个人品格、才情、气质的自然流露，结密是结体，位置为章法。李氏注重精神，与苏轼的“尚意”书风一脉相承。《汴隄帖》近乎完美地诠释了李之仪的书法审美观。作品的行距略大于字间距或与之大致相等，加之其独特的“结密”形式，显得通篇布局格外空灵散淡，赏之块垒间似无半点尘埃。《汴隄帖》体现了“行笔持重，开拓位置”的要领和取法。运笔灵活遒劲，奇境迭出，如“复”、“海”、“相”、“黜”、“晚”等字，结字飘逸新奇，使人眼前一亮，这是书写过程中不期然的妙手天成。更是技艺娴熟后灵感与天赋瞬间迸发的表现。李氏善用笔锋的弹性，如此帖中的“仪”、“勤”等字婉转有力的钩挑，“隄”、“历”、“宠”等字在一笔结束之后向下一笔过渡前，自然呈现出的细微而富于韧性的牵丝，让人联想到苏轼的一些作品。我无法将之归于二人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参照和浸染，倒不如视之为书家“尚意”书写时的自然体现。

    李之仪一生不得志。尽管他于宋神宗熙宁6年（1073年）考中进士，但因其老师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也被一贬再贬。幸遇东坡赏识，得为幕僚，怎奈苏轼等“元佑党人”同样是“泥菩萨过河”，注定了他作为党争牺牲品的悲剧一生。他的作品大多毁于战火，今天我们能一窥其墨宝，除了这纸《汴隄帖》，就剩一卷《别纸帖》（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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