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盖自秦篆变汉隶，减省方折，出于风气迁变之自然。许慎《说文·叙》诋今学，谓“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盖是汉世实事。自仓颉来，虽有省改，要由迁变，非有人改作也。吾子行曰：“崔子玉写《张平子碑》，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入印，全是汉人篆法故也。”桂未谷曰：“《说文》所无之字见于缪篆者，不可枚举。缪篆与隶相通，各为一体，原不可以《说文》律之。”盖子玉所写之隶法，《说文》所无之缪篆，皆今学家师师相传，旧字旧体，展转传变可见也。

    【译文】从秦篆转变成汉隶，减省笔画，变圆转为方折，都是出于时代风尚的需要，是一种自然的转变。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斥今文经学说：“儒生们竞相解释字义来阐明经义，说秦代的隶书是仓颉时的书体，即是父子师徒代代相传下来的东西，又怎么能够随便改动呢？”这确是汉代的事实。文字自仓颉以来，虽然代代都有所省减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是来自时代风尚的转变，并非有谁故意去改变。吾丘衍说：“崔瑗写的《张平子碑》，都是用的隶法，与《说文解字》上所说的字不相符合，却可以用于治印，因为他们全都属于汉篆的写法。”桂馥说：“《说文解字》中没有的字，出现在缪篆中的难以枚举。缪篆和隶书相通，自成一体，本来就不能用《说文解字》来限定它。因为崔瑗所写的那种隶书和《说文解字》中所没有的缪篆，都是今文经学家们代代相传下来的，都是旧字体，所以其辗转变化的迹象是不难发现的。

    【原文】《志》乃谓秦时始建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许慎又谓程邈所作。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创名而抑扬之，实自歆始。且孔子《五经》中，无“籀、篆、隶”三字，唯伪《周官》最多，则用庄子、韩非子者。又“卿乘篆车”，此也歆意也。于是篆、隶之名，行于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隶之名，承用之久，骤而攻之，鲜有不河汉者。吾为一证以解之，今人日作真书，兴于魏晋之世，无一人能指为谁作者。然则风气所渐移，非关人为之改作矣。

    【译文】《汉书·艺文志》上说，秦代时就有隶书，是因为当时官狱之事日益增多，为了追求简单方便而造的，主要在徒隶间使用。而许慎《说文解字》说隶书是程邈创造的。这两种说法都是因为刘歆伪造古文，想贬低今文经学而编造出来的，以加重他对今文经学家的羞辱。其实，古代并无“籀、篆、隶”的称谓，那时候仅仅叫做“文”罢了。造出这些名称来加以抬高和贬低，是从刘歆开始的。况且我们从孔子的《五经》里，找不出“籀、篆、隶”三字来，只有伪《周官》中还有“卿乘篆车”的字样，也是刘歆编造出来的。就这样，“篆、录”的称谓已通用了两千多年，成为事实，不可改变。正因为其使用久了，若突然去否定它，那是很少有人相信的。例如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楷书，兴盛于三国、两晋时代，但还没有哪一个能指出它是谁创造的。由此可以看出，文字的演变是由于时代风尚的推移，而不是人为地改变的。

    【解读】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文字作为书法的载体，其演进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康氏指出：所有书体皆非个人创造，在某人“创造”以前其早已存在。笔者首肯康氏的说法。至于籀、篆、隶的称谓是否是刘歆(古文经学家代表人物)伪造的，汉时的缪篆(康氏指为古隶)是否是今文经学家们代代传承下来的，则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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