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打动徐悲鸿

那年初秋，十八岁的安庆少女孙多慈，带着既惶恐，又兴奋，还淡淡有些刺激的心情，开始了她国立中央大学的旁听生活。

1930年的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规模还没有达到“系”的要求，当时艺术专修科下面只设有国画、西画和音乐等三个组。而教育学院，也只有一系三科，分别是教育学系，师资科、艺术专修科和体育专修科。七年之后，也就是南京沦陷前夕，艺术专修科才升格为艺术系，教育学院也同时改称为师范学院。之后不久，10月，国立中央大学西迁至四川，本部设在重庆沙坪坝。

在国立中央大学，最大的建筑，便是工字大楼，艺术专修科国画组和西画组的教室，就设在这栋大楼里。徐悲鸿主讲西画组一、二年级素描课，单独有一个石膏素描教室。石膏素描教室是徐悲鸿来国立中央大学后一手创办的，里面有人物胸像、头像、动物全身及其解剖模型，大小一百多件。其中阿波罗和维纳斯全身像，高两米有余，在国内，独一无二。徐悲鸿很得意他的石膏素描教室，常向同学们炫耀说：“你们知道这些石膏模型是从哪儿采购的吗？法国巴黎。同学们都还没有去过巴黎吧，那你们就摸摸石膏模型，也算是和巴黎亲密接触了！”说到这里，他总是有意停顿三四秒钟，让学生轻松地笑一笑，再切入主题。“这些石膏模型，都是世界著名雕塑家的代表作品，每一件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石膏模型是静止的无色的艺术形体，它是练习素描的最好对象。而素描，是锻炼绘画基本功的惟一途径，想掌握好它，只有两条，一是‘勤’，二是‘苦’，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教室面积很大，而上课的学生，通常只有二十多个，徐悲鸿宽厚又富有磁性的声音，在空旷的教室里回荡，更具有特别的亲和力。

孙多慈从来没有接触过正规绘画教育，面对这突然而来的新生事物，多少还有些不适应。加上是女性，年龄小，又是旁听生，孙多慈很少说话。不少时候，为某个艺术观点发生争论，在场的同学，几乎人人都脸红脖子粗，只有孙多慈，笑笑地看着大家，什么也不说。有时候逼急了，非要她表态，就往后退两步，“我觉得，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只是立场不同罢了。”并不明显偏向哪一方，但大家都认可她的态度。

民国邮政明信片上的鸡鸣寺。

徐悲鸿一开始也没有把孙多慈放在眼中。那时候，每年都有喜欢绘画的学生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来旁听。虽说是旁听，但吃住都安排在学校，还要交相当的学习费用，一般人家，根本花费不起。在艺术专修科旁听，多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落榜生，另一种就是转科的，无论哪一种，绘画基础都不是很好。所以艺术专修科对旁听生有辅导，但不是特别侧重。

大约是一个多月后，徐悲鸿应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质夫邀请，带领艺术专修科西画组的学生，去学校参观，并在那里作演讲。孙多慈也跟着去了。因为是在城郊，路不太好走，穿着高跟鞋的孙多慈落到了其他同学的后面。徐悲鸿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便站住，特意等她赶了上来。“看来你的生活经验不足，走这样的远路，就应该穿平底鞋。怎么样，脚有些痛吧？”

孙多慈抬眼淡淡一笑，脸上泛起一团红晕。“没有，也还好。”想想，又补了一句，“谢谢徐先生。”

徐悲鸿本想和她开句玩笑轻松一下气氛的，但当他眼光与孙多慈对视的那一刻，没来由突然一阵心动。这个看上去十分清纯的少女，一双眼睛却生满让人无尽爱怜的忧郁。那种忧郁不是造作而出，也不带矫揉之情，却如一扇明净的窗口，透过它，你可以清澈地看见她的内心世界。徐悲鸿以一双画家的眼睛，敏感地抓住了这一瞬间，他不知道面前这位少女，过去发生了什么，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将来还会发生什么，但他却知道，她的身上，肯定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戏。

孙多慈却被他的眼光震慑住了，想说什么，又不知该说什么。结果一抬脚，又差点打了个趔趄，徐悲鸿伸手扶住了她，“小心，千万别崴了脚，要不晚上就回不去了！”

后来在学校礼堂做关于文艺的演讲，徐悲鸿显得特别有激情。“艺术创作确实需要天才，但如果不下苦功夫，你那一分‘天才’有什么用？天才与地才结合，才能创作出惊世之作！”又说，“我们的艺术，最重要的，就是以‘真’为贵。什么是‘真’？‘真’就是生活中的美。艺术创作最难的，就是一个‘真’字。求真难，不真易。打个比喻，我们画人难不难？难。画鬼呢？画鬼就容易多了。”接下来谈到美术界的一些不正之风时，他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现在有些画家，自命为什么新派画家，实际他们没有什么表现逼真的能力。说白了，就是打着‘新’的旗号，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他人。他们的绘画，不仅乡村种田的农夫不喜爱，他们自己也不喜爱！”

同学们都被鼓舞起来了，巴掌拍得震天响。孙多慈也随大家站了起来，一双手拍得通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血性汉子啊，她在心里暗暗叫道。

台上的徐悲鸿，在众多的学生中，一眼就看到了孙多慈，不知为什么，那一瞬间，他居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得意。

接下来的素描课，徐悲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孙多慈身上。连续几天的观察，他发现必须重新审视这位女学生。从孙多慈绘画技艺看，确实是班上基础最差的一个，但通过近两个月的学习，她的素描水平进步非常快，在班上排名，已经够得中游偏上的水平。徐悲鸿暗暗吃惊，这个看似温柔，看似宁静的少女，却有如此之高的悟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绘画艺术是造型艺术之一，绘画是通过客观形象来表现主观精神的。‘以形写神，神形兼备，形之不存，神将焉附？’这也是素描功课的根本。这一点，孙多慈同学进步很快。应该说，她已经掌握到了一定技巧。”说这话时，徐悲鸿就站在孙多慈身后，他把她的素描稿从画板上拿下来，在教室里向大家展示了一圈。“同学们的素描，看似是对静止物的静态临摹，其实错了，它同样也需要我们动态去研究，去体验。临摹对象是固定的不变的，但通过观察，通过比较，同学们对它的结构、动态、比例以及其明暗调子，都会形成各自见解。这种见解的高低，就是你们掌握素描基本功的进度。”最后，他转回来，帮孙多慈把素描稿重新夹到画板上，对她说，“我并不是说你的功课做得有多好，只是说你的功课有进步。对于临摹对象，你还需要由整体到局部，再由局部到整体反复校正，最终达到高度概括的境界。”接着，他又提高声音，转向全班同学，“只有通过这样的长期训练，我们才能培养自己坚实的准确的造型能力。”

那一刻，素描班的同学，眼光齐刷刷全聚集在孙多慈身上。如此点名道姓表扬一个同学，对于徐悲鸿，是不多见的事。

这之后，徐悲鸿对孙多慈印象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关注。到教室里来上课，习惯性的第一眼，就是看孙多慈在不在，在什么位置。有时候孙多慈晚来几分钟，或者生病缺课，他就有些烦躁不安，脾气也格外大些。私下里，他也暗暗吃惊，难道自己对这位年龄几乎可以做他女儿的学生，产生了师生之外的感情？

孙多慈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在中央大学，她依旧慢条斯理地打理着她的生活。校园里偶尔与徐悲鸿相遇，远远就立住，低下身，非常恭敬地喊一声“徐先生”。和徐悲鸿对话，虽然胆子大了，话语多了，有时还淘气地开个小玩笑，但语气之中，仍有一丝畏缩的拘泥。徐悲鸿看她白白的胖胖的脸庞，看着她弯弯的笑笑的单凤眼，看她悠闲自在但始终带有一丝忧郁的神情，总有一股按捺不住的急于表现的冲动。这种冲动自然不是感情上的，但究竟是什么，他又无法说清。直到有一天，他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构成长方形画框，将孙多慈的头像锁于其中，这才知道，这种冲动，更大程度上，是创作激情的爆发。“孙多慈同学，能不能抽点时间到我的画室来，做做老师的模特？”

“我？”孙多慈把手压在胸口，一脸惊讶。

“是的，你，孙多慈同学。老师想以你做模特，创作一些作品。”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请求，孙多慈不知是兴奋还是惊讶，她不知如何作答。

“怎么，你不愿意？”

“不，不，能为先生服务，求之不得呢！”

“那为什么不爽快答应？”

“可，可……”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女孩子固有的羞涩吧。

“吞吞吐吐干什么？或同意，或拒绝，简简单单的事。如果有什么不妥，说不来不就行了！”

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田横五百士》画面，就淡淡一笑，“我，我是怕一个女孩子，到先生笔下，会变成威猛阳刚的硬汉子。”

徐悲鸿哈哈笑出声来，“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孙多慈就说了年初在中央美术会画展上观赏《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的感想。“画上的人物，不管是男是女，个个都……”

徐悲鸿点点头，非常严肃地说，“绘画创作最重要的，就是表现主题，绘画作品中的人、物、风景，都应该围绕主题做文章，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又笑笑，“你放心，在我眼中，你是文文静静的女学生，我想表现的，只是你柔情似水的一面，不会有其他。”

孙多慈满脸阳光。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孙多慈天天跑徐悲鸿画室。徐悲鸿的画室，在中央大学东北角，隔着一道围墙，外边就是成贤街北口。画室分里外两大间，其中外间开了大玻璃天窗，这是徐悲鸿作画的地方，里面一间略小一些，是他的藏书室。徐悲鸿心细如发，那些天，他的画室总备有一两盘水果，或一串葡萄，或两个苹果，或刚刚摘下来的柿子。孙多慈坐在他的对面，也很随意，想动的时候就动一下，想走的时候就走一走，有时候嘴渴了，就嚷着要歇会喝几口水。徐悲鸿总是笑笑地看着她，也不阻拦，只有他完全投入状态的时候，他才绷着脸吼上一两声。

一个星期后，人物头像素描完成。画稿上的孙多慈，短发齐耳，脸盘如月，两嘴紧抿着，表情淡然。既有少女学生的清纯之美，也有小城少女的质朴之风。但孙多慈不满意，她认为这不是真实的孙多慈，至少不是她自己认可的孙多慈。徐悲鸿却觉得非常到位，“年刚十八的如花少女，刚从安庆来到南京，清纯依旧，质朴依旧，这就是我要在你身上寻找的亮点。我把握得没错啊！”抬起头，看孙多慈一脸委屈，突然明白了她的心思。“你不要担心画得好看不好看，我这是不加任何感情的原始记录。在我眼中，你是一张没有图案的白纸，今后所有变化，都会从这空白之处开始。我说的变化，包括我对你形象的二度创作，也包括你自己对未来的生活道路的选择。”

徐悲鸿油画《鸡鸣寺》。

孙多慈无语。老师的话充满哲理，她无法反驳。

徐悲鸿提起笔，稍做思索，在素描稿的右下方，龙飞凤舞写上了四行字：“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Minewe实凭式之。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辙与施然自废之无济耶。”最后的落款，是“庚午初冬，悲鸿”。写毕，抬眼看孙多慈，“我这里面说的意思，你能明白吗？”

孙多慈点点头，“我知道，请先生放心，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徐悲鸿非常满意，“果真如此，那就好。”又说，“我答应你，如果哪天你出画集，我就把这幅素描放进去，是对你的支持，对你的肯定，也是对你的鼓励。”

孙多慈望着徐悲鸿，内心暗暗涌上一层暖意。这种暖意，既来自徐悲鸿对她师长般的深爱，也来自徐悲鸿对她兄长般的深爱。好长时间，她就被这种爱，深深地感动着。这天晚上，在日记里，孙多慈把自己的这种感动，通过另外一种形式表露了出来：“徐悲鸿教授是一位非常和蔼的长者，他有学识，有修养，有风度，还有一颗善良的心。”

12月初的一个周末，徐悲鸿发出邀请，要孙多慈陪他去附近的台城写生，孙多慈答应了。

初冬的日子，微风。在山下时，天花花的还有些太阳，但过北极阁，沿鸡鸣寺南的山麓爬上去，便依稀有雨丝飘了下来。虽不大，却略略生出些寒意。徐悲鸿与孙多慈并肩而行，一地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走到窄处，徐悲鸿便上前一步，把拦在路中的树枝挡开，等孙多慈钻过来，然后再快步跟上。两人气喘吁吁立在台城之顶时，眼前的天地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东望，远处的钟山，群峦绵延，龙蟠苍翠。北眺，茫茫玄武湖，十里烟柳，水天一色。

“知道台城的历史吗？”徐悲鸿偏过头，问孙多慈。

“小时候爸爸让我背过一首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说的就是这个台城吧？”孙多慈答。

“是啊，凭吊六朝古迹，台城是不能不说的。这些诗句中，唐代诗人韦庄反其意，明用‘无情’，实则有情，因而传唱了上千年。可惜此时的台城，已经不是三国时代吴国的后苑城了，也不是东晋、南朝期间的后宫禁城。历史的风依旧，历史的云依旧，但山野间流动的，已经绝了钟鼓之乐，断了萧瑟之声啊！”徐悲鸿无限感叹。

徐悲鸿带有颓废之情的感叹，不知为什么，突然让孙多慈想到了父亲孙传瑗。偏偏此时，鸡鸣古刹的钟声从山下传来，由远及近，如一股巨大的气场围着他们，荡荡悠悠，始终不肯散去。孙多慈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顺两腮“扑簌簌”流下来。

徐悲鸿歪脸看见了，不由一惊，“刚刚还好好的心情，怎么说流泪就流泪了？”

孙多慈一手捂住眼睛，一手朝徐悲鸿摆了摆，“你别管我，我只是心里难受，一会就好了。”

“不行不行，你得告诉我，是不是我哪句话触动了你的心思，让你伤心起来了？”

孙多慈点点头，又摇摇头，在自己的老师面前，她不知该怎么表达才好。

在中央大学办好美术专修科旁听手续，孙多慈正准备回安庆，不料父亲孙传瑗带着弟弟孙多括，突然从安庆赶到了南京。这一年，弟弟孙多括初中毕业，本来已准备报考安庆高中，父亲却临时改变主意，要他报考南京中学，随姐姐一道，在南京读书。弟弟孙多括自然一千一万个同意，父子俩便连夜乘船赶了过来。

在南京，南京中学是江苏全省五大省立中学之一。学校在太平南路白下会堂附近，其源头，是建于雍正元年（1723）的钟山书院。清代的书院，相当于民国的大学，是学者讲学、士子学习的场所。钟山书院历任山长中，“桐城派”领袖人物姚鼎主讲时间最长，前后两次共二十余年，影响极大，这也是钟山书院的鼎盛时期。咸丰年间，钟山书院毁于太平天国战乱，直到光绪七年（1882）才在原址复建。光绪二十八年（1902）废科举，书院改为江南高等学堂，聘缪荃荪为总教习。1912年，书院改建为江苏省立第四师范，仇采任校长。1927年，又改为江苏省立南京中学。

孙多括学习本来就好，加上又想和姐姐在一起，更添了许多努力，考试成绩公布，自然榜上有名。孙传瑗非常高兴，当即在石婆婆巷租下房子，然后把夫人孙汤氏接过来，让她专门照顾两姐弟的生活起居。他自己，则和大儿子孙多拯留在安庆。

但接下来的一幕是孙多慈以及母亲孙汤氏都没有料到的，他们都以为父亲和孙多拯仍住在汪家塘方家老屋，但实际不在，邻居介绍，自把他们送到南京，他就根本没有回过安庆。向父亲朋友打听，也只知道他曾说过“北上有事”，但具体原因，具体行程，都不清楚。孙多慈为此事还专门赶回安庆，但呆了两三天，一点确切消息也未得到，只好抱憾而归。父亲突然出走，且杳无音讯，让孙多慈和母亲十分担心，但住在南京，孤独无助，又没有任何办法。后来孙多慈出版《孙多慈描集》，“述学”中介绍这段生活，提到父亲，她用了八个字，“吾父北行，秘不使知。”看似简单，实则是一腔无奈。

在徐悲鸿再三追问下，孙多慈只好将事情原委一一道出。讲1929年秋父亲如何被密捕入狱，讲1930年初与母亲如何到老虎桥探监，讲弟弟孙多括如何发愤考入南京中学，讲母亲孙汤氏带着他们姐弟如何在石婆婆巷生活，从头至尾，她的脸上始终两行泪水，到最后，说父亲带着哥哥北上，行踪全无，她已经伤心到不能正常出声，“现在他们已经失踪两个多月了，是死是活，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徐悲鸿搂住她的肩膀，安慰她说：“你父亲是政治家，他的行动，有他周密的计划和目的。这一点，你应该放心。”又说，“政治斗争总是残酷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整个一个黑吃黑。比如你父亲，什么罪行也没有，只是和方振武走得近一些，就成了蒋介石与方振武之间矛盾的牺牲品。”

孙多慈摇摇头，说：“先生说得也对，但也不全对，其实父亲真正被抓的原因，不是方振武，而是与孙传芳有关。”

“孙传芳？直系军阀首领，当年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

“是的，父亲曾在他手下工作过。听父亲说，这份差事是江苏巡按使韩国钧介绍过去的。”

徐悲鸿眉毛挑了起来，他简直不敢相信，面前这位身材高挑的文静少女，家庭背景居然如此错综复杂。

严格地说，孙传瑗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但民国前，民国后，他一直都想并努力往这个圈子里挤。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孙传瑗第一次步入政治漩涡，也是在南京。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带蒙养学堂的那批年龄稍大些的学生，从安庆到南京，投奔的两个寿州老乡，一位是柏文蔚，另一位就是孙毓筠。

孙多慈《油绘自写像》，作于1934年前后。

当时孙毓筠在吴春阳介绍下，刚刚加入同盟会。同时入盟的，还有权道涵、段云，第九镇部分官兵，以及南京学界和商界一些革命志士。宣誓加入同盟会的盟书，仪式结束后，便由孙毓筠藏到随身携带的皮箱中。为防意外，孙毓筠又安排正好赶到南京的孙传瑗，连夜将皮箱带往上海。果然，孙传瑗离开南京几个小时，孙毓筠和权道涵、段云三人，就被当局秘密逮捕了。

1912年安徽省政府成立，孙毓筠出任安徽民国史上第一位都督，孙传瑗自然受提携，一脚迈入了安徽政界。虽然做的只是文案工作，但接触的都是政界要员，过手的也都是治理一方的省策。后来孙毓筠辞职，柏文蔚继任安徽都督和民政长，孙传瑗依旧春风得意。1913年春，孙多森接任安徽都督和民政长，这位寿州老乡对孙传瑗还是十分关照。再往后，1914年夏，举人出身的韩国钧出任安徽巡按使，他对孙传瑗的才学，不仅欣赏，而且格外器重。后来他调任江苏巡按使，又把他带到南京，安排在江苏省政府做秘书工作。1926年，韩国钧又向东南五省总司令孙传芳力荐，于是孙传瑗又转到孙传芳手下。虽然孙传瑗与孙传芳籍贯有异，但“同宗同姓”，还都是“传”字辈的，因此孙传芳很器重他，任命他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秘书，兼总部交际处副科长。可惜的是，这一次孙传瑗站错了地方。1927年2月，孙传芳组织兵力，继续阻止北伐。8月，又率部渡江反攻，与蒋、桂军在南京龙潭一带激战，与蒋介石结下冤仇。孙传瑗官职不大，本不是重点追究的对象，但他偏偏又在方振武组建的安徽班子占了一席，这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注意。带有突袭性质的秘密关押孙传瑗，多少还有杀鸡给猴子看的意思。

徐悲鸿“哦”了一声，他这才明白，在孙多慈的眼中，为什么始终有那种黯然神伤的忧郁。再仔细看孙多慈，他觉得她的家境，她的身世，她的命运，都值得深深同情。他转过身，用两手把孙多慈环抱在自己怀中，“现在我知道你没能考上中央大学文学院的理由了。家有变故，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安心准备考试？”又用手轻轻勾了一下她的鼻子，“这样也好，你要是被中国文学系录取了，中国画坛岂不是少了一位女画家！”见孙多慈破涕为笑，徐悲鸿带着一份怜爱，在她的额上轻轻吻了一下，“好了，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无论你到哪里，天涯海角，始终有一个人在关心着你！这个人就是我，徐悲鸿！”

孙多慈心“扑腾”跳了一下，如电闪，如雷击，如春日漫步在如火的桃花之中，又如秋夜静坐于飘香的桂花树下，但又说不好到底是什么感受。她闭上眼，完全是一种沉醉的神态，把头轻轻靠在徐悲鸿的肩上。那一刻，她感觉她又回到童年时光，在父亲的怀抱里，无忧无虑地享受着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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